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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年4月24日

  消息灵通的网友昨天告诉我,新浪又把您推向头版了。我说是为什么来的呢?她说廖新波再次预言:医改新方案年底也难出台。哎呀,天呀!我什么时候又“口出狂言”呀!一查,原来是我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次医改形势讲座会上我对学生们谈的一些看法,当时我还非常谨慎和专门的提醒:在座有记者吗?可不要再“误诊”了!我这里是学术讲座,个人的看法。但是难以逃出记者的手心。至于这篇文章是如何报道的呢?大家去看原文。

  据我所知目前中央有关部门正在密锣紧鼓地研究医疗改革新方案,大家对新方案的出台是寄予极大的期望。时间也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心也逐渐逐渐地往上提。

  根据中新网透露,4月15日温家宝总理4月11日、15日分别主持召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这是国务院第一次就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听取医务工作者和基层群众的意见的座谈会。温总理强调,医改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紧迫工作。这项改革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认真总结以往改革经验,加快推进和深化。

  温家宝总理还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重视听取医务工作者意见,因为他们工作在第一线,最熟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实践经验,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要重视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因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最终要面向人民群众,工作做得好坏,要靠群众评判,要以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标准。他希望工作小组和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收,使《意见》稿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操作性。

  温家宝强调,确保《意见》稿在方向和目标上正确,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切实可行,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让医务人员受到鼓舞,让监管人员易于掌握。要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发现问题,充实内容,不断对《意见》稿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

  以上就是最权威的信息。大家从这些信息(假如是真的,现在还没有说是假的)可以估计到《方案》的研究到了什么阶段。

  我也曾经听说这样的说法:新方案可能将在奥运会后出台,但是很快就得到卫生部毛群安发言人的郑重澄清:该报道失实,新医改方案何时出台,目前尚无明确的时间表。

  毛群安也证实,如果要发布消息也只能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10多个有关部委组成医改协调小组来发布,其办公室就设在国家发改委。因此,关于医改的权威信息,一般由该办公室发布,而不是卫生部。所以,我所说的充其量只是个人意见,何况是在研讨工作中看法。

  既然该文章已经将我的什么“预言”推出来了,也不妨继续聊一下。

  我确实在去年两会期间曾经不经意地在我的博客“预言”“医改年底难出台”,这样的“预言”是有根据的,正如温家宝总理最近所说的一样,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涉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人人关心,家家关心,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是一项极为艰巨和复杂的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重视”意味着不可小看,要尽可能完善,对于刚刚成立一年的“医疗改革领导小组”来说确实一个非常大挑战。我说不能按时出台也有它的科学性:如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切实可行?如何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如何让医务人员受到鼓舞?又如何让监管人员易于掌握?又如何避免太多的错误?这些都是决策者要认真考虑的。虽然我们有了基本的框架,但这个基本框架还没有正式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医改方案至今都还没有出台接受公众的讨论,等到讨论后,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从时间上来讲,刨去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要制定一个“方案”,一个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方案”,年底出台是比较难的。

  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拘泥方案出台的日子。大家不是已经看到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媒体给我抛出的又一个“重型炮弹”,说:医改没有兴奋点。“没有兴奋点”是很其原因的。从生理来谈兴奋点是因为我们的话题很陈旧,20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着,兴奋已过,刺激阈值就会提高,绝对不应期就会延长,除非有了新的刺激。从《方案》的内容来看,做的已经在做,难以实行的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我所知道的,我们新方案要求做的现在已经在实施或者在试点了,比如,我们现在的几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而且做得越来越好,和越来越完善。一些方案没有很地提出解决方法的,现在也在尝试着,比如,北京已经已经在启动医院体制改革,医保“总额预付制度”试点即将展开;在广东的一些地区也在尝试着“收支两条线”;西部、东部一些城市或者院校都有“医药分开”的试点;上海、北京、潍坊也已经进行了不同模式的“管办分开”试点......等等。类似在方案提到的“四梁八柱”都在不同程度地实践当中,这也符合我们领导人所提出的,各地可以先行试点,成熟一项做一项。但是,试点的结果如何呢?还得总结。如果近期不能实现的,我们可以当着是长远目标,在总结中前进,总之,哪怕走了一小步也好,总比不走好。

  至于有人问我对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说的“在未来两三个月之内会出台”的说法有什么看法,我没有什么评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对一个方案的可行度如何有不同的认识。如果为了牵强的时间表而不顾方案的质量,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要等到一个完整的方案出台才开始改革,那也不切合实际的。

  所以,我们期望的是一份有意义的《方案》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打开中南海的大门,把群众请进来听取意见,就是启进善之门。这样的座谈会还要继续开,边座谈边研究。经过这一轮的征求意见之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意见》稿,适当时候公开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我们期待着!

  •       2008年4月23日

  今天,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博客中继续谈“误诊”。尽管因为“误诊三五成”论而颇感压力,但是他表示“继续博客,传播真理,纠正错误”。廖的态度亦是想把问题引出情绪化的困境,而进入更为理性、建设性的范围内。

    回应质疑:理性看待局限

  4月9日,廖新波发表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文中提出,“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你住到医院里,年轻医生看了,其他的医生也看了,大家也查访、讨论了,该做的B超、CT、化验全做完了,误诊率是30%。”

  此语一出舆论哗然。廖受到了双方面的质疑。“受到侮辱的”医生们表示,中国的医疗水平绝不是那么差,“误诊三五成”论说法不准确,来源缺乏科学统计。代表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润霖、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等。林还警示说,随意发言“可能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矛盾”。

  患者以及潜在患者对此说法更是大为震惊。有评论就提出,如果误诊率真的如此之高,看病岂不相当于花钱撞大运?患者的性命和利益如何才有保障?还有人怀疑,廖新波此论或存阴谋,乃是“为本系统做一点争取利益的代言”,只是代言之前应该“多一些客观和理性,尊重一点常识”。

  廖新波的论据确实颇为单薄。其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并没有提供观点的出处,但是有人分析认为,他主要是引用自一个治疗过著名演员傅彪的病理专家的文章。这位病理专家虽属于相当专业人士,但是此论似乎并不是出自正式论文。

  对各方面的批评,廖新波先在4月12日给予了回应(正视和科学对待误诊 )。他认为,客观的评论是主流,但是许多媒体“没有自己的新闻特点,转载别的报纸为主,好奇的多,哗众取宠的多,很多文章和评论都是没有阅读我的原文而主观臆测,甚至以讹传讹”。

  今天,他再次就此话题发言说,“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带着逆反心理来看待我的文章,也不要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问罪我。”

  那么,廖新波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他对媒体表示,他的本意是想提醒公众,医学不是万能的,每个人的疾病也是千差万别的。要理性看待这种局限,加强医患沟通,减少纠纷。当然医生也要加强学习研究,不断提高诊断水平。

  这种意思在今天的博文表述得更加直白。廖新波称,“医生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看病,不要一开始就找专家,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请大家不要误解‘如果在一家医院被一个医生诊断了,一定要到第二家医院核实’的善意建议。”

    探讨误诊:坦率面对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学专家今天告诉记者,不管是不是存在误会,但是误诊的问题确实值得正视,这也包括医生自己。“毋庸讳言,误诊是相当数量的存在—具体数据或另说—我们的问题该是,为什么会产生误诊?如何才能减少误诊而保障患者的利益?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医生要去探索思考这个问题,公众也要自己去了解理解。”

  事实上,在医疗领域,误诊总是最敏感的部分之一。1999年10月,当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临床误诊误治研究会在无锡成立时,医生们也是相当困惑,因为“承认误诊误治无异于授人以柄”。然而,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几位医学专家还是联名成立起来。同时,一本《临床误诊误治》的杂志也在医界渐次传开.

  为什么会产生误诊?医界元老吴孟超教授曾细数:误诊虽然是疾病诊断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造成误诊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一个疾病的误诊,不单纯只是医生的技术水平问题,还有服务态度、临床思维方法、知识广度、经验积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等……就病人而言,误诊除了疾病本身的复杂性外,还与求医者当时的心理欲望,与医生配合的程度,提供病史的准确性、可靠性有关。

  廖新波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代技术给医生提供了更准确的证据,但是这并没有使误诊率降下来,原因或者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不是看他如何运用科学技术,而是看他这5个方面是否具备,即:渊博的医学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高尚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第一期《临床误诊误治》的发刊词这样说:临床医学科学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为了不断地提高诊断的正确性和治疗的合理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类经历了从失败到成功的漫长路程。可以说没有诊治的失败就没有成功。没有诊治的错误也就没有正确。不过,历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公正,重视正面的经验,轻视反面的教训,甚至把误诊误治与发生的医疗事故等同起来,以致不能客观地正视现实。其实,误诊误治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对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有着同等的重要作用。……要勇于暴露临床失误,把发生的误诊误治报道出来,可以教育自己,更重要的可使更多的人获益,这同样是对于临床医学研究的贡献。

  只是现实是如此的复杂。随着医患关系、医媒关系紧张,留给医患合作的弹性地带也越来越小。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告诉记者,当前的环境使得坦率而真诚地直面问题成为不可能,那些敢于说出问题的人会发现,问题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被转换指向,这将是医家和患者双重的不幸。“希望这次关于误诊的论战能够真正带给人们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口头的痛快。”     中国青年报北京4月15日电

  看到这题目,不管你是医生还是病人,一定会引起你极大的反感!不要说你,我感情上也是不能接受这样说法。但是,从一份资料里知道,医生的诊断确实有三成是误诊: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你住到医院里,年轻医生看了,其它的医生也看了,大家也查访、讨论了,该做的B超、CT、化验全做完了,误诊率是30%。

  怎么认识这个“三成误诊”的说法呢?可能我还的从自己的学识与见识水平去理解吧。

  人体是个很复杂的生物体,几乎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也与其基本状况差异而不一样。作为医生几乎没有一个不希望手到病除,妙手回春,至少也希望误诊率降到最低。但是,在今天的年代里,再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住。只要当医生,没有不误诊的。小医生小错,大医生大错,新医生新错,老医生老错,因为大医生、老医生遇到的疑难病例多啊!这是规律。中国的误诊和国外比起来,还低一点儿。美国的误诊率是15-40%左右,英国的误诊率是50%左右。个别疾病的误疹率高得使你不敢想象。

  我们应该正常看待误诊。误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太复杂,一时说不清,有专门的《误诊学》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如果在一家医院被一个医生诊断了,你一定要征得第二家医院的核实。这是个最简单的减少误诊的方法。在国外,尤其是私人医院,不轻易会诊,所以更加要谨慎。

  有解剖医生专门研究过脂肪肝这个问题。他们在解剖之前,先叫B超医生在开腹前超一下看有没有脂肪肝,正确与错误的结果几乎是相等。所以有人认为超声诊断脂肪肝是不准确的。我不是冤枉B超的作用,这里所说的不是绝对,只是统计学的意义。

  身体里脂肪多,你的肝脏里脂肪一定多,问题是脂肪多了,给你带来什么疾病没有?有专家做了很多解剖,没有发现一个肝脏的硬化、肝脏的损伤,是由于脂肪肝引起的。有人说你现在是轻度脂肪肝、过两年变重度脂肪肝,然后就变肝硬化,最后是肝癌,有专家说这是没有足够证据的。

  现在研究癌症的人很多,有的人一生就在研究如何杀死癌细胞。有人满怀热情,用各种方法,甚至中药和鸡尾酒等,而事实上,自从癌症被认识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完全“杀死”癌细胞的,至少现在还是这种状态。

  在临床上,医生感到最痛苦的是什么?当然是眼看着病人一天天消瘦,最后远离人寰。最最悲惨的是,我们在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已经全身转移、扩散的癌症患者,最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我们感到很无奈的时候,我们也承受很大心里压力。当我们听到患癌小朋友在问: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够上学啊?我们的泪水直往肚里流,确实是没有医生可以如实告诉他:小朋友,我没有办法呀。当孩子知道自己到了癌症的最后阶段,他会责怪医生不帮助他治疗吗?无奈,非常无奈呀!无奈之中又带有多少无助和无知?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癌症:癌细胞就像一个种子,身体就是一片土壤。种子发芽与否?生长与否?完全取决于土壤和环境,而不是取决于种子。种子再好,没有合适的土壤它决不会长出来。怎么改善这个土壤?我想农民有他们自己经验。我们大家是否也可以从这里入手呢?

  我是极力提倡健康体检的,也许是从土壤学中得到的启示。早期的癌要治好很简单,问题是怎么发现。傅彪的肝癌也许是经历了肝炎-肝硬化-肝癌这样一个阶段。这个细胞“突变”变成癌要5到10年!如果我们在肝炎就开始予以重视,甚至在肝炎发病前就给予免疫接种,我们就可能有很多人避免或推迟发展到癌症。癌细胞的是成裂变形式发展的,如果高度怀疑有癌变可能的人,每半年查一次,在现在的技术下可以次早期发现,癌就可以手到病除。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这种科学的认识,他们中不是侥幸者就是工作狂,或是像“林妹妹”一样为了“完美的人身”而错过治疗的良好时机。如果你不尊重科学,即使你是如何地有钱,也尽管你有多少的器官可以替换,但是晚期的癌已经遍布全身,换什么都没有用的。

  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最成功的医生是早期发现肿瘤,最成功的治疗是早期治疗。如果是晚期,我们还是面对现实,针对生存质量去努力,不要痛苦地活着。

  一代名医张孝骞曾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从医的谨慎。一位老专家是这样给自己打分:有三分之一的病医生无能为力,有三分之一的病是病人自己好的,医学只解决三分之一的病。而这三分之一的病,我也不可能解决那么多,我能打20分就很不错了

  所以他最后感慨说:医生永远是无奈的,因为他每天都面临着失败。

  “看病”有两重意思:为病人诊断和找医生诊断。医生需要正确的临床思维,病人也有必要知道医生如何进行。什么是临床思维呢?说白了,就是如何判断疾病。最近这几天,由于某些媒体影响,大家对我的所谓“误诊论”产生一些看法。但是,也有很多媒体看了我的博客,对我产生一些同情,认为我确实很冤枉,本来的初衷却被一些媒体误解了。我想,我在这时候不能再说什么了,说多错多,大家慢慢读,静心地读。我还得要继续我的博客,传播真理,纠正错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带着逆反的心理来看待我的文章,也不要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问罪我。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可能浅谈一下临床思维会好些,也因为误诊太敏感了。我们的革命领袖恩格斯说过,离开思维就不可能前进一步。确实也是这样,作为医生,没有思维又如何为病人解决问题呢?我忘记哪一位医家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临床实践就没有临床思维。随着导管技术的发展,有人这样狂妄地说过,心导管告别了心脏外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了导管技术,心脏外科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当然,也有人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告别经验医学,只要在电子计算机上许如一些数据就可以作出准确的诊断了。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可能是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有限,也许将来可以实现。事实证明,现代技术发展很快,人们可以借助现代技术的手段“准确”地给我们医生提供有利的证据,但是为什么误诊率依然高居不下呢?这是不是思维呢?是不是经验呢?

       哲人说过,一个合格的医生不是看他如何运用科学技术,而是看他这五个方面是否具备,即:渊博的医学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高尚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五个方面是不是说明一个成功医生永远处于一个学习状态呢?那么如何树立建立一个科学的思维方式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要认识几个方面:

       一是生物体具有很大的变异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疾病不可能千人一面,不可能按书生病。疾病的过程可以根据年龄、地区性别、职业、生活习惯、心理状态、性格、服从性等等有所不同。

       二是疾病具有阶段性。疾病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征候,而且差异可以非常大;还有一些疾病的隐蔽性非常大,如果加上病人的忍受性所表达的不一致,更是增加诊断的难度。

       三是资料的完整性。资料的完整程度,主要决定医生的经验和学识,还有病人的表达程度。

       四是判断能力。如果按照学术词语就是鉴别诊断的依据。这是我对诊断的基本认识,请注意,我不是临床大夫,我相信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会认可。由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什么是诊断的基本原则了。诊断的基本原则:首先要明确有病还是没有病第二就是能用一个病来解释的就用一个病来解释,无法解释的再同时考虑其他的几个类似的疾病。第三就是分清楚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我们一般是首先考虑器质性的,在排除之后再考虑功能性的。第四就是先考虑常见的和多发的,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考虑罕见。第五就是判断还有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医生的学识去判断,比如,一位老年人出现进食困难,应该考虑的是食管肿瘤,但是大家不要按照我的这个比如去对号入座,还是听您的医生。毕竟情况不一样。第六我们要把病人看做是一个整体,不要只盯着局部,不要只考虑自己的专科。

      好了,可能大家对这个不感兴趣,这是对的,因为我已经不是医生了!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不要以为是院长就可以为您做手术,因为医生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看病,不要一开始就找到专家,也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请大家不要误解“如果在一家医院被一个医生诊断了,你一定要征得第二家医院的核实”的善意建议。